要说中山大学历史系陷于“最低点”，最重要的事实是，名教授们大多过世了，给我们上课的几乎全是助教。我记得，蔡鸿生先生当时也是助教。
中山大学历史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“院系调整”中是发了大财的。中国古代史就有“八大教授”，著名者即经常被提到的陈寅恪、岑仲勉、梁方仲、刘节、杨荣国，还有一些大家现在不太熟悉，董家遵、何竹淇、曾纪经，仍是非常好的教授。其他领域也有非常优秀的教授，如陈序经、朱杰勤、戴裔煊、陈锡祺等一大批人。一些副教授后来成为大名家，如端木正、何肇发、梁钊韬、蒋相泽……然而，从五十年代开始，大学几乎停止了升职称，副教授以上基本不动，本科生毕业留校当助教，六十年代才开始招收研究生。如此算起来，蔡鸿生先生从年毕业一直到我们年进去，当了二十年的助教。听说六十年代初蔡先生已“拟升”为讲师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们这一批升职最后没有算数。
这大约是全世界大学中水平最高的“助教”了。在给我们上课的助教中，有些人的水准不能以职称相论，今天已声名显赫。一些学生私下对他们有排名。我个人以为，其第一位属蔡鸿生，第二位姜伯勤，第三位叶显恩……
当时历史学界还有一个大问题，即要“厚古薄今”还是“厚今薄古”？历史学本来就是厚古薄今的学问。但五六十年代有一个*治性的口号叫“厚今薄古”。这个口号从什么专业讲都有点道理，但放在历史系会显得别扭。历史系怎样显示厚今薄古呢？结果是教学内容以近代史为主，以中国史为主，古代史、世界史的教学内容大为减少。蔡先生属世界史教研室，给我们上的课是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”，正属于“薄”中之“薄”。大约上了不到一个学期，每周两节课，我记得大约是“十六讲”，应当属于“精华”中的“精华”。我的笔记记得比较全，后来搬家搬多了，笔记本也找不到了。蔡先生上课是有特点的。他只带一张纸或几张卡片，只拿一支粉笔。上课铃响了准时开始，讲完正好是下课铃，也不知他是怎么计算时间的。上课时没有一句废话，板书也有自己的风格。课间休息时就到系办公室看报纸。他后来写作也是如此，没有废话。还要说明的是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课程非常少。我记得第一个学期，一共是十二节课，三年六个学期，都是如此，最多时也只有十四节课。这大约是教育革命的结果，而当时是六天工作制。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，从“论从史出”逐渐走到“以论带史”，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作为思想指导。蔡先生上课时，先在黑板上写一条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语录，讲一下语录，然后再往下讲历史内容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引用的语录和所讲的内容对应得这么准，可见他对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文集读得比较熟。我也不知道这一教学方法是否为蔡先生自创，系里许多老师采用同样的方法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讲世界古代、中世纪史的话是比较多的。蔡先生的这一方法，很多老师想学也学不了。姜伯勤先生用同样的方法上课，先写一条语录，然后再展开。但姜先生讲的是两汉魏晋隋唐史，他的语录总是找得不太准——马、恩、列没讲那么多与汉唐相关或相近的话，毛主席讲的也不多。叶显恩先生刚开始上课时也引用语录，后来干脆就不引了。你们在《俄罗斯馆纪事》里看到引用的经典语录，要知道是那个时代的文风。梁碧莹教授当时从北京返回中山大学，跟我们76级一起旁听了全部历史系的课程（大多是助教上的），用她的说法叫“回炉”。据她称，这些课要比“文革”前她上的课更有内容，对蔡先生的课也很赞赏。她是有条件、有能力去比较的。那时正是一个学术转折、走向成长的起端。北京图书馆的“晒蓝”复写美丽的康乐园中的生活，并不美丽。知识分子属“臭老九”，非常穷。中山大学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。学生宿舍是六个人一间，没有空调、没有电扇也就罢了，还经常没有电，每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停电，要用蜡烛和煤油灯。炎热的天气，让我一年中有半年都觉得头脑昏沉沉的。
蔡鸿生先生的宿舍就在我们学生宿舍前面，是老房子，应是岭南时期盖的，一间很小的房间。他那时非常瘦，头发却全白了。我们当时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，也不便去问，从精神状态来看，说他三十岁也可以；从全白的头发来看，说他六十岁也有人信。我们多次见他在楼道里点个煤油炉烧东西吃，大约就是下个面条之类。当时的广州，营养不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想要有点小改善，只能靠煤油炉。煤油是当时的必需品，还要用来点煤油灯，照明看书，用蜡烛会贵不少。吃的是粗茶淡饭，穿的是破旧暗淡（白色的圆领汗衫，当时在广州有个很雅的名称，叫“文化衫”），大学老师穷得叮叮当当。我过去受电影、小说之影响，以为大学教授们西装革履、杯觥交错，这一感觉虽经“文革”而有所减弱，但到了中大之亲见，仍多有吃惊之处。我们最初见到蔡先生，已经四十多岁了，还没有结婚。也就在我们上学期间，他结婚了，听说娶的是湖南妹子。那时候女孩愿意嫁给这样的人，真有好眼力。谁会看得上这种人？又老又穷。
我当时是历史课的课代表，与各位任课老师的联系比较多。我时常到蔡先生宿舍去，看到煤油炉、煤油灯，还看到了北京图书馆的晒蓝复写本。
当时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仍是非常“贫困”的，没有多少书。蔡先生研究世界中世纪史，要找相关的资料，多难啊。广州的两大图书馆，中山图书馆和中大图书馆，又有多少俄文、英文的著作？非常可怜。
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沙俄侵华史是显学，在北京、上海和东北各省，都有专门的写作组，组织一大批人翻译俄文材料。蔡先生属单打独斗，是独狼。他的